患“精神疾病”法官作出的“无罪判决”，一场漏洞百出的法律错误
昨天，一篇新京报的《男子申诉14年获“假”无罪判决？法院：法官有精神病 》在法律圈引发震惊和热议，影响力不亚于盐城化工企业爆炸，给出的法官患有精神病的处理结果也让不少人难以接受。
首先根据新闻报道，将事件捋一捋：
1983年，浑江市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黄志发无期徒刑。黄志发上诉，1984年，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二审终审维持一审判决。
2000年，服刑18年后刑满释放的黄志发开始走上了出狱后无罪申诉之路，不断到各级部门上访。
2013年，黄志发的信访案件交给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张世奇（化名）法官处理。
2014年，张世奇在信访人员接待室里，将一份“无罪判决”（其实是标注案号为（2014）白山刑监字第4号的裁定书）交给黄志发，并当面宣读：本院经审查认为，原审判决认定黄志发的犯罪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故撤销原判决，宣告黄志发无罪。
之后，黄志发找张世奇主张国家赔偿问题，双方商定了160万元的赔偿金额，但后来分文没付。
2016年初，黄志发再找张世奇，已经联系不上。2016年1月7日，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答复黄志发，张世奇患有精神病，所做的一切司法文书无效，法院已经报案，公安机关带张世奇到医院进行鉴定确认了病情，依法撤案。
为弥补黄志发，法院提出给予其3万元的司法救助，同时为他办理低保户。目前，法院已将张世奇调离审判岗位。由原先的助理审理员降为普通科员。
归纳一下，一名要求改判无罪的上访人，多年信访后的某天，法官收了其诉讼材料后，过了几天，在信访室宣读了一份裁定书，宣告其无罪。这改判经过是不是视同儿戏？
这是一起典型的因涉法上访引发的司法信访纠纷，事情进展到如今，早已经跟黄志发原来的诈骗罪申诉无关了，成了黄志佳与法院之间关于该份“无罪判决”效力认定的法律之争、责任追究之争。
类似的剧情参见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，剧中李雪莲因不服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上访申诉，一次次的罢诉息访考核要求下的信访接待后，最后闹成了村妇状告省市县三级政府及法院院长。
网上有位政法大学副教授评议该案时提出，黄志发拿到的无罪裁定书，只要是盖有真实的印章，就不能简单以法官有精神病来认定推翻，即便是有瑕疵的裁判文书，也不影响它的既判力。所以上级法院或本院，“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，或者自己提审。”
只要盖有法院印章的文书就一定是生效的法律文书，依据何在？笔者认为，该教授的观点是在误导民众，根本不符合法律规定。
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白山市中级作为二审法院，如果认为原判决、裁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，应当查明事实，用二审刑事判决书改判无罪。用裁定书改判无罪，法律上讲不通。
根据报道及文中的照片，所谓黄志发手里的“无罪判决”，仅有一页纸刑事裁定书，内容是裁定改判其无罪。这份“裁定”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定，如此重大改判案件，没有经过开庭审理，法律文书上没有列出原审情况、证据分析、查明事实，更没有列出合议庭成员、当事人名字、公诉机关名字。这根本就不是一份合规合法的法律文书，即使上面盖的法院印章，因其形成不符合法定程序、内容缺少法定必要件，也就自始没有法律效力。
专家建议根据审判监督程序审理这份“无罪裁定书”。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只有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裁定，才会进入法院再审程序。没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，因为上面盖了法院印章就要再审，法律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规定！
法律上的诉讼再审途径走不通，并不排除其他途径解决诈骗罪案外的“无罪裁定”纠纷，可以要求相关人员承担党纪政纪责任、司法责任及赔偿责任。
法官制造假文书，已经不是首例了。2018年12月4日，《潇湘晨报》报道，中共株洲市荷塘区纪委对荷塘区人民法院6名有关执行工作人员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党内警告处分。“为提高辖区法院年度结案率考核排名，2014年至2016年期间，荷塘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时任局长文某要求执行工作人员把“部分标的执行到位或有不动产已拍卖成交”的执行案件先按“执行完毕”上报数据，后期再完善案件材料。执行工作人员在上报执行完毕数据后、处置具体案件过程中，伪造和解协议、送达回证、钱款收据等法律文书，将这些案卷整卷归档。”
2018年7月14日，澎湃新闻报道，陕西定边法院案号2013年、2014年、2016年的三起执行案件，执行法官“立案程序违法、案卷弄虚作假、执行程序违法、结案方式违法”而被诫勉谈话。涉事执行法官向澎湃新闻直言，“上面对执行结案率有要求”，涉事法院则答复，“从2006年起，上级法院要求各基层人民法院执行结案率为95%，2012年起，要求执结率为100%。”
回过头想一想，在这场毁损司法公信力的“无罪裁定书”背后，张世奇作为一名法官，难道不知道自己出具的“法律文书”终究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？是什么让年仅三十多岁的法官敢闹如此大的职业风险出具？又是什么让一份漏洞百出的“法律文书”居然盖上了法院的印章？一个精神病鉴定后的无法律责任能力，就能解释“法律文书”出炉经过，摆脱责任承担？
民众已经习惯于以法院印章指代法律文书，闹出盖有法院印章的虚假文书事件，不得不让人难以置信，更有法院解释是法官患有精神病才制造了这样的“法律文书”，更是让人大跌眼镜。
如何来修复民众对司法公信力的信任，恐怕，这才是法律界人士乃至社会民众关心这个新闻的关键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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